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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如此发达,为何中原却成华夏肇始之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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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雨欣
      
      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5处,位居世界第一。良渚,原本只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朝夕之间便成为了社会各界争相传颂、祝贺的对象。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古史持着存疑的态度。著名的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等通史著作就选择略去先秦的部分,直接从秦汉开始书写。这样的剪裁很实用主义,看起来表达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帝制的倚重和兴趣,然而也在无形中带来了割裂感。毕竟作为文明的初曙,先秦史绝对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不可缺少的一环。
      
      记得十多年前,良渚遗址在国内也曾饱受争议。曾有学者针对“良渚古城”提出了如下质疑:
      
      “良渚古城的石块都在30-40公斤左右,是用什么凿开的?到明代,人们尚且还不可能以‘钢钎’开凿火成岩,良渚人又是如何凿开石块的呢?”   “在良渚古城东城墙发掘现场,可以看见叠压层和城墙夯筑土内杂有许多良渚夹沙陶片, 陶片的制作年代可以用‘碳14’鉴定,但陶片不能代表整个叠压层的年代,更不足以证明这座古城是良渚人所建。”   ……
      
      随着考古与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被质疑的点得到了澄清。这次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无疑更是得到了国际学界的正名。
      
      笔者初识良渚,还是在本科上文物鉴赏课的时候。当时要交个文物素描的作业,我就选择了手绘良渚出土的文物。初不在意,然而越画越感慨——先民们真是设计鬼才!看似简洁的器物,实则蕴含着不少审美意识与艺术打磨。
      

      
      一些科普读物谈及良渚遗址的价值时,大多会提到良渚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最高成就,其孕育的良渚文化对之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所谓“广泛而深远”并非虚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它以杭州良渚一带为核心辐射出去,在太湖流域广泛分布,而且还延伸到了苏北、鲁南、赣北、北粤等地区。在江淮地区,这一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的根据地,考古学家也找到了良渚文化的痕迹。从陶器的使用上来看,良渚遗址出土的陶器以黑皮陶、夹砂灰陶为主,制作精美且绘有纹饰。
      

      
      当然良渚的价值并不止于黑陶文化的精美,更重要的是它保存了水乡泽国的初始生活样态。今天的江南是鱼米之乡、丝绸之乡,五千年的良渚也是如此。当时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种植水稻和养蚕织布。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农作物的种子,具体种类有水稻、蚕豆、芝麻、花生、西瓜子、酸枣、葫芦、毛桃等等。今天,太湖流域的农民常会带着骄傲的口吻自嘲到:“哦呦!产品太多,一年到头没得歇!”实际上早在五千年前,此地的农业经济已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稻作之余,良渚的先民们还学会了使用多余的稻米酿酒。
      

      
      除了农作物之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竹编器物和丝麻织品。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嫘祖始蚕的典故。作为黄帝正妃,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与抽丝编绢之术,后世称其“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故而尊其为先蚕始祖。如果将良渚出土的这些丝织品与嫘祖传说结合起来考量,不难感受到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历史素地。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养蚕织绢的国家,不仅有着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有着地下文物的论证。
      
      这里顺带说一句中国上古传说的特性——因为传说时代并没有成熟的语言文字系统,所以典籍中出现的古帝王名号应系后世追忆祖先时,根据先祖所处的时代,所作的贡献而构拟出的尊称。史学家钱穆认为,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牺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这些名号自然是后人想象的,但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演进的过程先后都是相符合的。由此也颇可见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价值。
      
      良渚文化的另一大特征表现在玉崇拜上,出土的玉斧、玉琮上多绘有云雷纹、鸟纹、饕餮纹。良渚先民墓葬中多用玉器随葬。周礼中“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敛尸”的记载,在良渚先民生老病死的人生轨迹中已可寻得踪迹。从墓葬形制可以看出当时的良渚人主要被区分为六个等级,各等级人群对玉的使用,已不止是出于装饰的目的,而更多地是以玉来标识自身的等级与宗教地位。出土的玉琮、玉璧、玉钺既象征着天神授予的权力,又代表着贵族对于军权、财政权的掌控。可以说,此时的良渚有了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愈发地呈现出早期的国家社会形态。
      
      在中国古代万物生成论的认知中,万物皆由宇、宙生成而来,整个宇、宙的组成部分都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且都参与到世间个体生命程序的作用中。在这具体天人感应的过程中,玉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山海经西山经就做出了如是的表述:
      
      “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
      
      生活中我们常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一些学者还认为,今天整个东亚文化圈对于玉石的别样情感其实可以追溯到良渚时期。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我们说良渚文化影响深远是完全有根有据的。当然,良渚还有其他的伟大之处。譬如,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也有着非凡的价值,其蓄水总量能够达到6000多万立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世界最早的水坝为距今9500年前的约旦贾夫盆地水坝)。今人或许很难想象,五千年前的先民们是如何完成如此宏达的工程的。
      
      在歌颂良渚的伟大之余,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话题——延续了一千余年的良渚文明虽然灿烂辉煌,但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忽然消亡了。
      
      对于消亡原因,有地理学家认为可能是由于海平面的小幅度上升给这一文明带来了灭顶之灾,也有学者认为是来自北方的大汶口文化灭亡了良渚文化,还有人给出的解释是良渚亡于内部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有趣的是,当良渚文化在南方销声匿迹后,人们又在西北和中原地区找到了它留下的痕迹。
      
      专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学者严文明在评述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进程时,曾说:“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更加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到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
      
      的确,无数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黄河流域更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摇篮。与此同时,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北方地区有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如满天星斗般彰显着各自的地方特色,又与中原文化有所交流渗透。但是,许多其他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同良渚的命运相似,发展到后期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止步不前、倒退,甚至消亡的迹象。反倒是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后劲十足,在广泛吸收长江流域、黄河上游、山东半岛、江淮流域和北方地区诸种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充足的发育和空前的发展。
      
      随着中原部族的增殖裂变向外发展,中原文明也随之向外辐射,在这一辐射的过程中,中原部族与其他区域的部族密切交融,直至在文化与血缘上产生联系,并最终走向彼此认同。因此,严文明先生说:“华夏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由文化融合到民族认同的过程,以至于广大地区的人民都认同黄帝或炎黄为自己的祖先。”
      
      可以想见,没能得到进一步发育的良渚文化最后融于华夏文明的历史洪流中。当然这并不影响后人追忆其辉煌的过往,因为它曾经也是“满天星斗”之一,曾经也为文明的肇始贡献了自己的光芒。
      
      参考文献: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段小强、杜斗城:考古学通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严文明:中华文明的始原,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罗以民:证伪“良渚古城”,观察与思考2008年第3期。
      
      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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